为什么到了《劳动法》领域，却有很多怪异的现状？
劳动法的条文里，是完全偏向劳动者一方的，这在中国法律里仅此一例；
劳动法的实际执行中，又几乎是完全偏向企业一方的。
从长远来看，这种规定与执行力度差距大的现状，一定会向两个方向发展：严格的执行力度，或者修改劳动法，哪种可能性大一些？
1994年，当时政府和百姓的难关都只有一个：从计划经济改成市场经济的阵痛。
整个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发生了大改变，同时从1993年至2000年的国企下岗潮造成了约7000万失业人口，“农业支持工业，工业反哺农业”计划还没来得及执行第二句话制度就变了，农村承受了较大的农业税负担，大量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寻求工作机会。
当时计划经济的就业岗位大量消失，但市场经济的岗位还没有井喷，于是整个社会面临了很严重的失业问题。
当时的用工就业环境非常恶劣，黑中介、血汗工厂遍地都是，各种侵害劳动者的事情非常多。
当时的政府有两个想法：改善劳动环境、维持当前就业并扩大就业。
但这两个想法很明显是矛盾的：改善了劳动环境，就加大企业成本，就会减少就业岗位。按照“既要又要”的标准，要怎么办？
很简单，在条文规定上，让立法专家根据当前的劳动现状制定，于是有了一部完全偏向劳动者、对企业各类担责的劳动法。
同时，劳动法还被圈在了一个可以灵活的领域内——劳动法领域案件不入刑，劳动案件入刑在别国是常见的，例如德国，如果不缴纳社会保险，那么公司执行董事将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有了这个灵活度，也就有了下一步：
在执行力度上，以保护企业生存为主，只要没有侵犯到劳动者本身已有的财产、生命健康，企业的各类违法行为几乎都不会受到处罚。
为了给劳动者维权设置障碍，维护企业和员工关系表面上的和谐，法规和实操中还设定了很多消磨劳动者精力的规定，例如需要劳动者进行举证打卡记录等信息，例如前置的劳动仲裁需要劳动者往返几千米外不同的部门，调取几个天眼查上就能查到的企业信息。
直到近十年，劳动法的执法力度才向劳动者方偏了一些：只要有耐心仲裁、起诉，大概率劳动者能够胜诉，特别是法院阶段，还是在严格按照《劳动法》进行判决的。
企业在劳动法问题上，可以说是无罪的，因为规则和执法力度都是由政府决定的，但是政府当然也是无罪的，因为互相矛盾的规则和执法力度，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经济水平。毕竟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（也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政府的行为）。
从企业的角度看，企业只会“算经济账”。
从国企改革、下岗潮开始，国家改掉国企，卸下了为广大工人负责生老病死、教育、医疗的包袱，自然私企也不愿意背起这样的包袱。在劳动法领域，如果不严格遵守劳动法的获利，远远比一两次出事故、被起诉的损失要大，那么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会选择不严格遵守劳动法，而严格遵守劳动法的企业，则大概率在“劣币驱良币”的过程中失败。
当企业的规模壮大到一定程度时，它的用工就会变得非常规范，这也算是企业内部的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。
改执行力度的可能性较大。
从《劳动法》、《劳动合同法》颁布以来，执行力度也一直在发生变化。
当经济形势较好时，为了全民福利，执法力度会偏向劳动者，经济形势不乐观时则刚好相反。
可以模糊地把过去到现在划分成：1990-2019，一直是经济上升期，2020至今则是承受压力的时期，这样就比较好理解劳动法领域执法力度的变化。
下一次经济高速发展时期，也就是执法力度再次发生变化的时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