范仲淹，字希文，谥号文正，被后世称为“范文正公”。苏州吴县人，祖籍邠州（今陕西省彬州市）。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、书法家。“庆历新政”的发起者。
不计得失 以国为重
宋端拱二年（989年)，范仲淹出生在徐州，父亲范墉在宋太宗端拱初年作过武宁军（今徐州）节度掌书记。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，家境便开始衰落，以至无法维持生活，母亲谢氏不得不带着范仲淹改嫁到淄州长山（今山东邹平县）姓朱的家里。从此，范仲淹改名朱说。
范仲淹自小就勤奋好学，颇有抱负。21岁时求学于淄州长白山麓醴悄寺，寒寺孤身，条件非常艰苦，每天以粥和咸菜度日，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用在读书上，学业进步很快。23岁时，得知现任的父亲不是自己的生父，原来是母亲当年为生活所迫改嫁到了朱家，所以，毅然辞别母亲，离开朱家，去（今河南商丘）应天府书院求学。
应天府书院是当时最著名的书院之一，学习气氛非常浓厚。范仲淹进入书院以后，不分昼夜地刻苦攻读。有一次真宗朝拜亳州太清宫时路过南京，同学们都争着出去看皇帝，而范仲淹不为所动，仍然全神贯注地闭门读书。在书院读书时，由于范仲淹的生活特别艰苦，终日以粥度日，他的一位同学深表同情，给他带来一些好的饭菜，他却婉言谢绝，说自己安于食粥已很久了，今天享受这样的丰盛饭菜，就怕以后吃不下粥了。范仲淹忍受着别人不能忍受的穷苦生活，以读书作为最高的乐趣。经过5年的寒窗苦读，范仲淹已经是饱读诗书、精通六经、善诗能文，有志于匡正天下的报国栋梁。大中祥符八年（1015年)，范仲淹27岁，他以其渊博的学识，一举及第。授广德军司理参军，从此范仲淹开始走上仕途。不久改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。做官之后，范仲淹将老母亲由朱家接出自己来赡养，同时又改回了自己的姓，取名范仲淹。
真宗天禧五年（1021年)，范仲淹又被调任泰州西溪镇盐仓作盐税官，两年后，晋升为大理寺丞。这时，他因母亲病逝而离职服丧。第二年，晏殊主管应天府事务，听说范仲淹学识广博，便请他主持应天府堂学院。范仲淹在这里讲授艺文，很受欢迎，再加上他作风勤劳恭谨，在当时很有威望，因此四方求学之士纷纷而至。
乾兴元年（1022年）真宗去世，仁宗即位，因年幼不能处理朝政，便由刘太后垂帘决事，独揽大权。到了天圣七年（1029年)，仁宗已经20岁了，完全具备了亲政的能力，但刘太后却依然没有还政的意思，并且还准备在这一年的61岁寿辰接受朝拜大礼时，由仁宗亲率文武百官为刘太后上寿。对此，范仲淹专门给仁宗上书，坚持维护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反对刘太后唯我至尊，独揽大权，他还上书奏请皇太后撤帘还政于仁宗。
仁宗明道二年（1033)，刘太后死去，范仲淹被召回京担任了右司谏。
仁宗亲政后，吕夷简为相，当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对吕夷简擅权专事、玩弄权术、结朋党、排异己的做法就深为不满，在郭皇后的废立问题上就曾和吕夷简展开过斗争。吕夷简因与郭皇后有过私怨，便利用郭皇后失宠于仁宗的机会，积极怂恿仁宗废掉郭皇后。范仲淹认为不能这样做，但废后一事已成定议，吕夷简命令下属不得接受有关此事的奏疏，范仲淹见状便率领御史和谏官到垂拱殿门前，伏奏皇后不当废。第二日又和吕夷简发生了激烈的争论。然而，皇帝传下诏旨，贬范仲淹知睦州。
景柘二年（1035)，范仲淹被召回，任尚书礼部员外郎、天章阁待制。
吕夷简知道范仲淹这次还朝，必定还要对朝政进行谏议，便叫他去做权知开封府事。京城开封府是最难治理的地方，这样可使他事务缠身，无暇议论朝政，只要他一有失误，立即免职除官。但范仲淹到开封府后，整治有方，兴革有序，只用了个把月就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条。
吕夷简当宰相，重用和提拔的官员多是自己的亲信，因而吏治腐败而混乱。范仲淹对此深怀不满。1036年，范仲淹绘制了一幅《百官图》，进献给仁宗。图中指明京官晋升情况，哪些朝官是按规定正当晋升的，哪些是不合规定以私人关系提升的，认为此情不可不察！范仲淹的揭露这样无情，使吕夷简大为恼恨，便向仁宗控告范仲淹越职言事、荐引朋党、离间君臣。范仲淹对吕夷简加给他的罪名，虽然据理力辩，但仁宗还是偏听了吕夷简的诬蔑，把范仲淹贬至饶州。然而范仲淹的才干和胆识却深得朝中一些大臣的赞赏，因此范仲淹这次被贬，在朝中引起了强烈反响。密书丞余靖、太子中允尹洙、馆阁校勘欧阳修等都纷纷挺身而出，为其鸣不平。亲朋好友这次在郊外为他饯行时道："此行特别光荣。"范仲淹笑回答说："仲淹前后已经光荣三次了。"以后他又徙知润州、越州。
明道二年（1033年)，江南、淮南和东京的许多地区发生了严重虫灾和旱灾，范仲淹奏请朝廷，要求给各地派使臣去视察灾情，以便解决随时发生的问题。但朝廷许久没有答复。范仲淹对朝廷这种置百姓生死于不顾的行为极为愤慨，他质问道："宫中如果有半天吃不上饭，陛下会作何感想？如今几个州县没有饭吃，怎么可以置之不理！"这几句话触动了仁宗，便派范仲淹到灾区去治理灾情。范仲淹所到之处，开仓赈济灾民，使那些因灾荒而流离失所，朝不保夕的百姓得以生存，并开始有信心战胜这场自然灾害。同时，为了使民生快速地恢复，他还奏请朝廷减免灾区一部分赋税。他回到朝廷时，把饥民所食的乌味草进献给仁宗，使仁宗体察民间疾苦，力戒奢侈之心。
守备边疆 巩固边防
仁宗宝元元年（1038年）十月，西夏党项族首领李元昊自立称帝，国号大夏，这表明了西夏党项族与大宋之间臣属关系的完全破裂，夏、宋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。
康定元年（1040年）五月，仁宗任命韩琦与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专门负责对夏作战事务。在战略思想上，范仲淹主张采取守势，然而韩琦的策略却与范仲淹的截然相反。他认为长期坚守，极有可能丧失士气，长期防守也会给国家财政增加更大困难，因此认为应迅速进军，速战速决。朝廷经过多方商量，均支持主动出击。并于庆历元年（1041）正月，下令韩、范出兵。但范仲淹坚持前议，反对出兵。前来说服范仲淹的尹洙感叹说："你这一点不如韩琦。韩琦曾经说过："用兵先要将胜负置之度外！'"范仲淹反驳说："大军一动，涉及成千上万人的性命，怎么能置之度外呢？"
庆历元年二月，宋军在六盘山下的好水川遭到夏军伏击，宋军惨败。韩琦被贬知秦州，范仲淹也因擅自与李元昊通信劝其罢兵，并焚毁了西夏复信，被贬知耀州。不过经过这一战，朝廷及韩琦等人都知道范仲淹的战略思想才是正确的。庆历二年十月，朝廷再次任命范仲淹为环庆路都部署、经略安抚招讨使，掌握该路军事，并以韩琦、王沿、庞籍分掌秦凤路、泾原中、郡延路军事，范仲淹从此得以充分施展军事才能。
范仲淹根据自己的战略思想和作战方针，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。首先是修筑城寨，采取稳扎稳打、步步为营的战备。其次是争取、团结羌族，从而削弱和孤立了西夏。范仲淹和他的部下经常深入羌民中间，扶贫济困，当西夏进犯时，又经常驱马相救。因此在羌人心目中，范仲淹享有很高威信，他们亲切地称他"龙图老子"（范仲淹当时的职衔是龙图直学士）。
范仲淹吸取汉、唐兴屯田的历史经验，奏请仁宗在边塞屯田。仁宗同意了他的建议，由于他在西北推行正确的战略方针和一系列有力措施，使得边防日益巩固。加上他与另一主将韩琦的空前团结，元昊不敢侵犯。西北边境流传着一首歌谣："军中有一韩，西贼闻之心胆寒。军中有一范，西贼闻之惊破胆。"范仲淹与韩琦名声大振，史称"名重一时，人心归之，朝廷倚以为重"。
庆历改革 推行新政
庆历初年，宋夏战争连绵不断，且宋军屡战屡败，农民起义如山雨欲来而政府束手无策。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，使宋朝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日益加剧，改革已成为势在必行之事，也正是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情境下，范仲淹被推上了历史舞台。
庆历三年四月，在西夏战事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，统帅范仲淹、韩琦就被双双召回朝廷担任枢密副使。不久，谏官欧阳修、余靖、蔡襄等人奏称范仲淹有宰相之才，弹劾参知政事王举正懦弱无能，并请求用范仲淹取代王举正。七月，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。按照当时的官制，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，地位仅次宰相，亦属是宰辅之臣。
范仲淹入相时，宋仁宗对改革寄予厚望，希望能够通过改革摆脱困境，不仅解决目前的内忧外患的局面，更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。仁宗数次向范仲淹询问改革事宜，命令为范仲淹开放天章阁的大量档案以供参考，并召开中书和枢密院大臣会议商讨大政方针。
庆历三年九月范仲淹向仁宗进呈《答手诏惫陈十事》。皇帝此时正信任和器重范仲淹，十事除府兵法外，其余各项都在庆历三年十月至庆历四年五月间，先后以诏书的形式颁行全国。范仲淹的"十事疏"，切中时弊时地揭露出了大宋王朝内部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，同时又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救治措施，是庆历新政的纲领。在此前后，富弼、韩琦也上书陈述当世急务，成为"十事疏"的补充。举国上下都期望新政能够改变国困民穷的面貌，范仲淹也把营造太平盛世作为自己的使命，为推行新政呕心沥血。
然而，庆历新政，对权贵官僚的种种特权做了严格限制，因而触犯了他们的利益，所以，一开始就遭到他们的反对。随着改革的深入开展，革新派遇到的阻力越来越大。保守派为了保护自身的权益，不择手段地制造政治流言，对革新派人物进行诬陷，以达到彻底打倒革新派的目的。曾经附和新政的宰相章得象，公然支持部分反动的谏官攻击范仲淹等人结党擅权。这时，西北边防又有急报。庆历四年六月，范仲淹以防秋为名请求巡边，被任命为陕西、河东宣抚使。他离开朝廷后，保守派对新政的攻击更加猛烈。庆历五年年初，他正式被解除参知政事的职务，担任陕西四路安抚使兼邪州知州。同时，在这段时间，革新派的代表人物富弼、韩琦等被排挤出朝廷，忠于职守的按察使以"苛察"的罪名遭到贬斥，就连同情改革的文士苏舜钦、刘巽等人也被驱逐出京。革新派从中央到地方被一网打尽，持续了不到两年的改革之风在顽强的保守派面前，再也没有了开始之时的强劲势头，越吹越小，直至停息。
高风亮节 后人景仰
范仲淹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忧国忧民，将个人荣辱置之度外，是一个有远大抱负和高尚情操的政治家。他的传世之作《岳阳楼记》中"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","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"，正是他一生为人、为官的真实写照，使他面对风风雨雨的人生磨难所持有的人生态度。范仲淹居官清廉，不贪富贵。正如他在自己的诗中写的那样："身甘一枝巢","富贵非我望"。甚至到了晚年还没有一所像样的宅第。他61岁在杭州时，其子弟要为他在洛阳建一所住宅，作为养老之所，范仲淹极力反对。对于自己的生活，他非常地节俭。而见到周围人有困难，他却当即解囊相助。他在家乡苏州还办了一个"义庄"，用来赡养和救济本族人。他身居相位，饮食非常简朴。妻子儿女的衣食也只求温饱，不务奢华，对子女也管教极严。
范仲淹待人亲切，又举贤任能，当时许多贤士如孙物、胡瑗、石介、李靓都是由他推荐而成名立业的。由于他乐善好施，博爱众人，所以，就连街巷里的普通百姓也能说出他的名字。宋人钱公辅说范仲淹是一位"忠义满朝廷，事业满边隅，功名满天下"的杰出人物。
1052年正月，范仲淹徙知颖州，赴任途中因病在徐州逝世，终年64岁。听到他死讯的人无不悲伤叹息。甚至连羌族百姓，也聚众举哀痛哭，斋戒三天。宋仁宗悲伤不已，亲笔为他的墓碑撰额，称为"褒贤之碑"。
